王富聪
10月12日，郑国锠先生走了，人们以各种方式缅怀这位我国细胞生物学、植物细胞生物学的主要奠基人、九三学社社员。人们更感动于他留学归国后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工作并坚守60余年。
“科学救国”
郑国锠于1914年出生在江苏常熟县东张南街一个家境贫寒的农民家庭，他省吃俭用，发奋读书，高中师范科毕业后成为一名小学教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郑国锠开始流亡长沙，但他抱着“科学救国”的信念，坚持自学。1938年夏，他考取了迁往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博物系，1947年他获得了美国田纳西大学动物和昆虫系的奖学金。1948年7月，郑国锠从田纳西大学转学到威斯康辛大学细胞学研究室。郑国锠在这里利用假期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赢得了导师赫斯金的大加称赞。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积极争取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以“科学救国”为信仰的郑国锠，更是迫不及待要回国参与建设新中国。他的导师赫斯金爱才如命，愿意招郑国锠的妻子为博士，留下他们夫妇在美国继续做研究，但郑国锠坚持回国。
回国后的郑国锠夫妇，接到了天津南开大学、上海同济大学等数家高校邀请，兰大也不断致信和发电报，恳切要求他们去校工作。郑国锠的父母以及亲戚朋友都劝他选择条件较好的上海等沿海城市，但他最终选择了兰州大学植物系。他说：“如果要求条件好，留在美国就行了，回来就是想为新中国做点事，兰州应该是最需要人的地方。”
当时的兰州条件很差，山是光秃秃的，连草都不长，坐的是马车，烧的是煤砖，喝的是自己沉淀的黄河水。就这样，他们坐在马车上摇摇晃晃进了兰州大学。郑国锠曾在2009年兰大百年校庆时说：“来之前，兰大说能提供有玻璃窗的房子给我们住。来之后一看，原来是纸糊的窗子中央嵌了一块小玻璃。”每当老人说到这里，哈哈大笑。
第二天兰大植物系召开欢迎会，全系只有6位教师，14名学生，动物系的师生也差不多，两系学生相加不到30人。系里的设备少得可怜，只有一台不能切片的切片机，一个不保温的保温箱，显微镜虽有几架，但性能很差，能在显微镜下观察的切片也很少，图书只装了半个小书架，全系的图书和切片还不及他们从国外带回来的多，实验室也没有几间。恶劣的条件没有吓倒他，郑国锠下定决心，要从头开始，克服困难，建设兰大生物系。
开创中国细胞生物学研究
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郑国锠教授就率先在兰州大学开设了国内最早的细胞学课程和实验，期间无论面对怎样的困难，郑国锠依然坚持做实验。所以，改革开放刚一开始，他就被授命编写国内第一部《细胞生物学》高等学校教材，并成立了国内最早的教育部兰州大学细胞生物学研究室，对推进我国细胞生物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首次提出了细胞生物学的概念，1980年在国内首创细胞生物学专业，同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郑国锠教授在兰州大学生物系执教六十余年，取得了一系列科研成果。在科学研究方面，郑国锠教授长期从事植物细胞融合和细胞工程的研究。在早期他发表的有关植物体细胞染色体减数的论文，提出的体细胞同源染色体在前期分离，后期形成双纺锤体，最后形成为四个单倍体，是国际细胞学公认为体细胞内出现的染色体减数机理之一。
在细胞融合方面，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今，郑国锠教授在植物细胞融合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绩，国际上与之相关领域的研究论文及成果有近一半是由他们的研究团队做出的，得到了国内外的一致认可。郑国锠于1998年发表在protoplasma杂志上题为“百合花粉母细胞减数分裂前期i纤维素酶的细胞化学定位及其与次生胞间连丝形成的关系”一文，解答了国际上几十年来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
这些成绩的取得，在兰州这样的西部地区可是要忍受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正如他在一篇文章中所写：“科学之路，远非坦途，我所走过的路就像攀登珠穆朗玛峰”。郑先生在90多岁的高龄时依然坚持每天去办公室忘我的工作。他说：“什么是享乐？工作。什么是快乐？看到学生干得好”。如今，我国生物学领域的许多领军人物都出自郑国锠门下。他称得上我国细胞生物学界的一代宗师。
为学先为人
郑国锠常给他的学生讲三句话：为学先为人；业精于勤，勤能补拙；行成于思，思可创新。他带研究生，“只给一把钥匙，自己放开研究”，但是必须要老老实实做事，不浮夸。
郑国锠一直强调：要作学问，先学做人。他不止一次在对学生的讲话中提及这一点，而他本人一生也是如此。他毕生严谨治学，科学救国。他能从待遇优厚的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回到百废待兴的新中国，选择地处大西北的兰州大学，半个多世纪无怨无悔。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学术界竞相追名逐利的今天，他丝毫不为之所动，先后拒绝了许多单位的挂名挂职邀请，只为专心在兰大搞学问、带学生。
非但不牟利，他还常常将自己不多的奖金拿出来用于资助学生。2003年12月，他荣获香港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后，将所获20万港元奖金全部捐赠给兰州大学，设立了“郑国锠生命科学奖学金”，用于奖励学校生命科学学院品学兼优的本科生。此外，每年还定期悄悄向红十字会等公益组织捐出数额不菲的善款。
这位令人尊敬的院士，也是位谦虚的长者。直到他90岁生日时，他还是非常谦虚地说：“我做的事只是一个科研、教育工作者应该做的，没什么值得称道的。”
（民革中央机关报《团结报》2012年12月27日 第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