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3年12月7日10:00
地点：武汉大学生命科学院舒红兵院士办公室
人物：舒红兵
访谈人：王秋林
摄录人：红叶
文字整理：段小平
王：舒红兵院士，你好。我是兰州大学档案馆馆长王秋林。目前，我们正在开展一项工作，叫“萃英记忆工程”，是以口述历史的方式，记录相关人员对兰州大学的回忆。您是兰州大学的杰出校友之一。今天我们请您回顾一下，您在兰州大学的学习、生活和兰州大学给您留下的印象和感受。
1. 印象最深的就是刚一入学的时候
舒：印象最深的就是刚入学的时候，兰州大学的老师对我的帮助和照顾。我的家在重庆（市）荣昌县。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家庭十分困难。我的母亲去世早，当时我还不到9岁，最小的弟弟刚生下只有20天，还有一个不到3岁的妹妹和一个不到5岁的妹妹，家里生活非常艰难。我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读完高中，考上大学。
上大学之前，我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对兰州不了解。去兰大报到时，我穿着一件很单薄的衣服，提一个小包，其他什么也没有，就这样上大学去了。我从县城乘火车到成都，在成都转车去兰州，花了两天多的时间。车到兰州的时候大概是凌晨1-2点钟，当时是10月份，一下火车，感到一阵刺骨的寒冷。有老师和同学来接站，他们讲普通话，我也听不太懂。就这样跟着他们稀里糊涂地来到了兰州大学。
当老师、同学把我接到宿舍时，发现我连被子、褥子都没有。老师很快派人给我找来了被子、褥子，让我真正能够安定下来。学校的老师对我非常照顾，提供了基本的生活条件，我一下子感到特别温暖。这是我根本没有想到的。还有就是评助学金。我们班上有20位同学，有7位评上了甲等助学金，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每月21块钱的生活费，这成了我一个月的全部生活来源。所以，我对兰州大学最深的印象就是，兰州大学的师生对我这个经济困难的山村少年给了很大的帮助，让我能够真正完成学业。这是给我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事情。
2. 朴实、勤奋和坚韧是兰大人的共同特性
还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兰大的学习环境非常好。第一学期我学习不是非常用功。那时候，觉得自己是从农村困难家庭来的，能够考上大学就已经很不错了，觉得人生的理想抱负都实现了。我第一学期基本上不上自习，是一个天天守宿舍的学生，算是一个落后分子。但是成绩也不是很差，班上20名同学我排在大概7-8名。一个学期结束以后，发现周围的同学都非常努力、非常用功，我被这样一个大的环境感染了，觉得自己也应该发愤图强，不应该安于现状、就此满足。所以，第二学期开始，我变得非常努力，每天除了吃饭、睡觉，从早到晚都在课堂上或在上自习，抓紧每一分钟去学习。这样下来，我就成了班上的第一名，后来成为年级的第一名。那时候，就觉得每一堂课、每一门课程，我都想把它学好。大家都在努力学习，这就是兰大的风气和氛围，这种氛围是非常朴实的。“自强不息、独树一帜”的校训，对兰大精神凝练得非常好，这种精神在我们80年代的学生身上得到了最直接的体现。还有就是朴实，在我们兰大的学生中基本上能够看到一些共性的东西，就是非常朴实、勤奋和坚韧，遇到什么困难、挫折，都能够去克服，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我觉着，这是我们兰大人的一个共同的特性。
舒红兵毕业合影(二排左起三为舒红兵)
3. 到“兰州大学”是因为这个名字的确好听
我当时在兰大学的是动物学专业。当初选专业有点阴差阳错。高考填报志愿时，我对兰州大学并不了解。为什么呢？因为我当时认为，我是农村孩子，根本就考不上大学，永远也没有机会上大学。虽然，我的高中成绩非常好，在班上是第一名，但是，因为家里很穷，精神负担特别重，压力特别大，几天几夜都睡不着，统考的时候发挥得很不好。结果却考了个全班第一名。我记得，我考了479分，当年的重点大学录取线是450分。填志愿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自己能考到这样的分。所以当时是随便填的志愿。在我的概念里，上普通大学都没啥希望，更别谈考上重点大学，所以填志愿时把报名重点放在中专、专科上，哪知道后来还真考上了重点大学。我报兰州大学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觉得兰州大学这个名字的确好听；还有一个是觉得兰州地处偏远，可能没有人愿意去。出于这两个考虑我报了兰州大学。选专业的时候，我第一志愿填的是化学系，这与我高中学化学的经历有关系。高中第一次考化学，100分的题我只考了6分，这6分严重地刺激了我，使我产生了想把化学学好的想法。因为当时先学无机化学，再学有机化学，学有机化学的时候我就很下功夫，很快成为了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所以我对有机化学特别感兴趣。当时兰大的有机化学是比较强的，所以，我报的第一志愿是化学系，第二志愿才是生物系。按要求志愿是要填到专业的，我当时没重视没有填。当时生物系有五个专业，动物学、植物学、生物化学和细胞生物学，还有一个好像是植物生理学。后来我就被录取到生物系的动物学专业了。刚开始去这个专业，还对这个专业有一些误解，很多学长都在说，动物学专业毕业以后，主要分配到动物园里去养动物去了，或者到自然保护区做自然保护去了，就是宏观生物学。
4. 不管感不感兴趣，首先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当时）我对这个动物学也不是非常感兴趣。那怎么办呢？那时候又不能变换专业。我虽然不感兴趣，但是，我还是很努力地去学习，还是第一名。我的观点是，首先你要把自己的工作或者学习做好，不管你对它是否感兴趣，都要把它做好。你必须在把份内的事情做好的基础上再谈其它方面的兴趣。所以我的动物学也学得相当好。同时我还发现，我对生物化学、细胞生物学，就是微观生物学更感兴趣一些，就是对与化学结合的东西更感兴趣一些。这个时候，我就比较注重与这个方面有关的东西的学习了。所以，考研究生的时候，我决定考微观生物学有关的专业。
5. 兰州大学赋予我一种在逆境中的奋斗精神
王：舒院士，请您把自己离开兰大以后的学习、工作、取得的成绩简单介绍一下。
舒：考研究生中间还有个插曲。起初，我获得了保送读兰州大学研究生的资格。当时的保送名额非常少，我们班19个同学（一个因故休学），只有1个保送名额。因为成绩比较好，我被保送为仝允栩先生的研究生，我的本科毕业论文也是跟着仝先生做的，仝先生也录取了我。被保送以后我的思想就放松了，开始不怎么学习了。没想到在1986年12月份研究生考试报名的前一天，学校通知我，因为体育成绩不及格，我被取消研究生保送资格。我大学时非常瘦小，体重只有90斤，大家都叫我小四川。由于体质不好，第一学期体育课成绩不及格。按照规定，只要有一门挂科就不能被保送研究生。所以学校取消了我的保送研究生资格。但我是一个不服输的人，既然不被保送，那我要凭自己的本事考上研究生，既然报考，我就报考校外的研究生。由于平时我比较关注国内教授们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水平，因此报考时目的性很明确。我知道协和医科大学也就是中国医学科学院的基础医学研究做得比较好，甚至比中国科学院的一些研究所都优秀，当时我就决定报考协和医科大学的细胞生物学专业。我报考的研究生导师是章静波教授。当时他50岁出头，是全国很年轻的副教授，那次也是他第一次招研究生，因此报考的竞争非常激烈。但我还是以第一名的成绩成为了他的第一个研究生。这是我的幸运。不太幸运的是，进去不到半年，我的导师就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到加拿大进修去了，以致于我的绝大部分研究生阶段，都是在没有导师的情况下做的研究。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自我放弃，还是非常努力刻苦，自己摸索怎么读文献、做实验。起初是非常困难的，为了读懂一篇英文文献，我只能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查字典，遇到陌生的专业词汇，还要翻阅大量资料，花了1个月时间才读完1篇文献。对于怎样进行实验操作、怎样做课题，我一开始也仿佛无头苍蝇。于是我向这个或那个老师请教。我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好比吃百家饭，但正是这种“吃百家饭”的经历，培养了我独立工作的能力，这是非常宝贵的。我想，这是在兰大的求学生活，赋予我的一种在逆境中的奋斗精神。
6. 兰大培养的学生就有这样一种狠劲
1990年，研究生毕业后，我到美国密西根大学医学中心工作。我并不是为了出国而出国。我深知，要做好科研，必须出国接受良好的科研训练，接触尖端和前沿领域。但是在那个年代，国家规定研究生毕业五年以后才能出国留学，但出国工作不受限制。于是我采取曲线救国的策略，先以技术劳工的签证到美国，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医学中心一个实验室做科研助理。两年后，我成为了美国emory大学细胞与发育生物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我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每天从早到晚都在实验室泡着，没有休息日，早上七点第一个到实验室，晚上十点最后一个离开，甚至为了完成某个实验，以实验室为家。别的学生都是被导师督促着开展实验、追问实验进展，而我是催促导师给我修改论文和指导实验。那时候我全部心思都放在实验上，体重不到90斤。我花了仅仅两年零八个月时间获得了博士学位。这么短的时间获得博士学位，在美国emory大学生命科学领域是创纪录的。兰大培养的学生就有这样一种狠劲，一种持之以恒去努力、去奋斗的精神。
读完博士以后读博士后。博士后的导师david goeddel是一个非常有名气的生物技术领域先驱。他大概41岁就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这个人非常了不得。世界上第一批基因工程的产品，如胰岛素、生长激素、tpa等，都是他第一个开发出来的。事实上，能申请到世界顶尖实验室做博士后是难上加难，而我却收到来自goeddel实验室主动提供的博士后机会。后来我才得知，我的博士导师暗地为我写了一封长达3页半的推荐信，推荐信中有这么一句话打动了goeddel：this is a man with a mission。我在goeddel的实验室接受了严谨的、完整的科研训练，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缜密的思维方式、严格的实验对照、严谨的学术态度，并开始真正领悟科研的真谛——做世界一流的研究，建树人类知识，推动整个领域往前走，这是作为一名科学家的使命和责任。
博士后训练完成以后，我在一个公司里面短暂工作了一年，又回到学校，到美国犹他医学研究中心和科罗拉多大学医学院联合免疫学系做助理教授，组建了自己的实验室。很快，4年以后晋升为副教授；同时，大概在1999年底的时候，到了北京大学做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从1999年到2005年，我在北大和美国，两个实验室两边跑了几年；2005年，全职来到武汉大学。当时武汉大学在全球招聘院长，那个时候好像全国最早公开招聘为院长的是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金力。2005年的时候，武汉大学在全球公开招聘生命科学学院的院长，而我当时确实想有一个平台来做点事情，就来应聘了，他们给了我这样一个位置，一直干到现在。
2011年，舒红兵院士在武汉大学
7. 因为做了一些成绩，国家给了我很多的荣誉
来武汉大学之前，我从来没有干过带“长”的位置。你要看我在兰州大学的历史，在班上也没有当过班长、副班长、或书记等。有一次当了组织委员，还是每学期班上都轮流当的那种情况。除此以外，从来没有担任过带“长”的职务。一直到2005年来到武汉大学以后，才开始做一些行政管理的工作。但我相信，能做科研的人，也能做好管理。在学术上，多年来基本上都是坚持在一个领域深入开展研究。什么领域呢？病原微生物感染细胞、感染我们的人体以后，我们的人体是怎么样启动抵抗病原微生物的免疫反应，我们是在研究这个过程的分子机制。到现在为止，总共发表了大概100余篇sci论文。其中相当一部分都得到了很高的评价，累计大概有上万次的引用率。其中大概有20篇论文，单篇论文被引用率超过100次，在抗病毒天然免疫领域产生了比较重要的影响。我自己也因此在2000年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2011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12年被选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因为这样一些成果，国家也给了我很多的荣誉。2011年冬，武汉大学研究生网络投票，评选我为武汉大学第一届“我心目中的好导师”，我很看重这个荣誉，还有一个“研究生教育杰出成就奖”等。所以我一直说，国家给了我很多的厚爱。
2011年12月，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院士授予舒红兵中国科学院院士证书
8. 兰州大学为我的科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王：您是兰州大学1987届动物学专业毕业生，后来的研究方向都在细胞领域，本科阶段的学习对您以后的学术成长有何影响？
舒：实际上，本科阶段的学习对我后面学习经历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觉着最主要的影响就是在兰州大学养成的这样一种努力奋斗、坚韧不拔的精神。科研是非常辛苦的旅程。特别是生命科学，从早到晚做实验，仿佛没有尽头。如果做不出一点成果，就会在这个过程中大浪淘沙，被淘汰了。所以你知道，现在很多家长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学生命科学、学生物。为什么呢？因为搞生命科学的都太艰苦了，还不容易出成果。学数学你可以计算一下，再停下来；搞生命科学你停不下来，竞争也非常激烈，研究生从早到晚，都在实验室里，包括教授们也是从早到晚在实验室里。而要在这个领域做出一点成绩，获取一点成功的话，必须要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正是在兰州大学的学习塑造了我这种性格。这是一种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素质——不管你遇到怎样的困难和挫折，你都不能停下来，不能打退堂鼓，必须一往无前。
兰州大学对我后期学术道路的影响还在于，为我的科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兰州大学的本科教育在80年代是非常成功的，老师们教课尽职尽责，学生们学习尽心尽力。动物学专业是一个很基础的专业，后边我们做细胞生物学、做免疫学的研究，都用到动物学专业的知识，所以在兰州大学学动物学专业为我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8. 仝允栩先生是动物学专业一位很令人尊敬的学者
王：您在兰大上学期间，有哪些给您留下印象的老师、事件？您和郑国锠先生是否有过接触？
舒：在兰州大学学习的时候，我和郑先生接触不多。他曾经给我们做过讲座，是我们学生非常尊崇的一位老先生。一想到兰州大学的生物系，自然而然会想到郑先生，我们对郑先生推崇备至。他对我们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影响。郑先生早年从美国留学回国，来到兰州，一待就是一辈子，他在学术界有崇高的威望，对我们的激励是显而易见的。和郑先生的交往主要是毕业以后，我去拜访过郑先生，回到北大以后，他知道我回国了，还专门给我打过电话，问问情况，给我很多的鼓励，我有时候也给他打电话。
和郑先生后来的交往还是因为仝允栩先生的关系。仝先生是我们动物学专业的一位很杰出的、令人尊敬的学者，是一位非常好的先生。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就是跟仝先生做的。当时，仝先生做的是发育生物学，就是蟾蜍的胚胎发育。因为我对细胞生物学这方面很感兴趣，所以就选择了仝先生做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大四的时候，我就在仝先生的实验室做研究，做蟾蜍外胚层细胞的培养。让我感受很深的就是，仝先生非常严谨、认真、仔细，要求非常严格。在实验室你能感受到，她对你的每一个细节都很关注。毕业论文写出来后，图片怎么样标注、怎么样裁剪，论文怎么写，逐字逐句地她都去给你修改。仝先生和郑先生都在美国受过很好的训练，也带给我们很好的影响，所以当时感受最深就是仝先生对我们的严谨教育。我毕业的时候，还和仝先生在喷泉那个地方照了个像。相片应该还有，就是一时不知道放到哪里了。
9. 兰州大学出来的学生对母校都非常有感情
在大学里边给我留下印象的老师很多很多。包括王香亭先生，鸟类专家，鱼类专家，以前我们动物学专业的主任。王先生对待学生非常好，使得我们现在带学生也受其影响。那时候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老师和学生都非常熟悉，天天在一起。当时王先生常给我们组织一些活动，一到周末，他就带着我们到雁滩、到野外去认识鸟类、扑捉蝴蝶、寻找标本。他当时也还比较年轻，给我们带队在六盘山实习了20多天，我觉得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20多天。老师们带着我们在野外认识大自然，认识那些动物，采集标本，学习研究的方法。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至今印象深刻。六盘山实习还有刘迺发老师，还有标本馆的一个老师，我一时记不得他的名字了。我基本上能记得我的大部分老师。王典群老师还请我们到她家去吃水饺，我们8个同学一起。所以那时候老师和同学之间非常亲密。现在很多同学很快叫不出他的老师是谁，大部分老师不知道他教过的学生。但在我们那个时候不存在这种情况。唐韵秋老师，王典群老师，这都是我们动物学专业的，还有宋志明老师，我们对这些老师印象都非常深刻。最深刻的还是仝先生、王先生，他们就融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就是这样一种状况。
我前面讲过，当初我到兰大路上不止两天两夜，来到兰州凌晨1-2点钟，非常寒冷，当时，我的班主任老师，叫汤红官。我记得非常清楚，他是1979级的，我们进大学的时候他刚刚留校，给我们当班主任。上次我到兰大给他打电话，想去看看他，他不在。当时把我们从火车站送到宿舍的是陈强，那时候他也是刚留下来当老师不久。班主任他们第二天就给我抱来了被子、褥子，接着给了我甲等助学金。每天早上6点多钟，非常早，就亮灯了，要求我们起床，集体跑早操。这个汤红官汤老师，每天早晨都会跑到宿舍里来喊：“起床！起床！”没起床的就把你拎起来。跑完早操后就洗漱一下，吃早饭，上自习。你能感受到，当时的老师们非常负责任，在言传身教中给学生一种感染和熏陶。在这种环境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对母校和老师非常有感情，我非常感激这些老师给我的帮助。
王：舒院士，谈谈您对当初上学时候的兰州大学的印象和感受。
舒：兰州大学的学生总体来讲，都是非常的朴实、非常的努力，有毅力，这在其他很多学校就没有那样深刻的感受。印象最深的就是80年代兰州大学的学风非常好。老师非常认真负责，有一种责任感、使命感。学生非常努力学习，大家从早到晚，不是在上课就是在自习，图书馆和教室总是在抢占座位。学生也非常朴实，愿意到兰州大学的学生，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家境比较贫困的学生，他们是不怕艰难困苦的学生，这样的学生才能够到兰州大学去学习。实际上兰州大学的生活也是很艰苦的。我们南方的学生喜欢吃米饭。我印象当中，当时吃米饭是有限制的，食物有馒头、玉米面发糕，土豆烧牛肉，还有土豆烧排骨，好像很少见到肉和排骨，总体来说生活还是比较艰苦的。而兰州大学的同学都是能吃苦、生活很朴实的。大家不讲吃穿，心思都放在学习上，同学们受到这种学习氛围的感染，更加发愤图强、坚韧不拔。所以兰州大学给我的深刻印象就是老师严谨，学生努力，不怕吃苦、发愤图强、坚韧不拔。
10. 我期盼有更多的兰大生物系校友能当上院士
我们班当时有20个同学。有一个因病休学了，到现在还躺在病床上，好像是类风湿性心脏病。还有一个同学叫孙建发，大概在90年代初就过世了。然后，去年又是一个，张宇，在新疆环保局一个野骆驼研究中心当局长，因为心脏病突发过世了，40多岁。他原来是在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后来调到乌鲁木齐一个国家野骆驼研究中心当主任，局长，长期的野外工作导致积劳成疾，但他没有去治疗，结果突然出事。他在野外工作多年，事迹非常感人。他的事迹在新疆引起很大的反响，《新疆日报》做了很长篇幅的报道，号召向他学习。我们班的其他17个同学，现在做学术的不多了。有几个在国外，有做生意做得很好的，也有在学校里教书、做研究的。兰州大学生物系里，我们前后几个年级的同学中，有在生物科学领域做得非常好的。有这样一种说法：如果没有80年代兰州大学的毕业生的话，中国生物科学的半边天都塌下来了。因为现在我们国家很活跃的、有影响的一批（生物学）学者和中青年骨干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兰州大学毕业的。北京的中国科学院的几个研究所所长、副所长，都是兰州大学的。一些能够发表顶尖论文的学者，不少是兰州大学的。所以说在生命科学领域，兰州大学80年代的那批学生是比较突出的。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在生命科学领域当选院士的目前就我一个人。我觉着，这和我们兰州大学80年代生物系毕业学生的整体水平和贡献是不相称的。我认为，再过一些年，可能有一批兰州大学生物系的毕业生能当上院士。我相信，他们一定会的。有时候我感到很惭愧，我们有不少做得非常好的校友，他们应该获得这个荣誉。
11．一个人的专业知识不要太狭窄
我现在做的主要是分子免疫学，就是病原微生物感染我们人体后，我们怎么样启动免疫反应。像sars、禽流感病毒等，它们引起疾病，实际上不是病毒本身带来的危害，而是它感染我们人体后，人体的免疫反应太激烈了，这种免疫反应造成了对人体的损伤、损害，出现死亡。我们就是研究病毒感染以后，我们机体的反应。我的研究工作和医学联系很紧密。生命科学现在都是很交叉融合的，甚至已经分不出学科的差别来。我可以说我做的专业是细胞生物学，也可以说是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或者说是免疫学都可以，要说成是动物学也是可以的。
王：交叉学科是不是更有利于以后的发展？
舒：一个人的专业知识不要太狭窄，太狭窄不好。我大学学动物学专业，研究生学细胞生物学专业，后来做的工作又跟免疫学相关。实际上要做免疫学，那肯定得懂一些动物学，懂一些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等，这样你才能把免疫学做好。所以说不同专业、不同领域的学习积累，都是非常有用的。我们现在很多读研究生的要出去读博士后，我就给他们讲，你们不一定非要在同一个领域里做博士后，你可以换一个领域，换一个专业，这样当你成为一个教授，独立承担工作以后，对你的工作会很有帮助，你就不会感到很受局限。否则你会感到这方面不熟悉，那方面不熟悉，你的工作就很难开展。你的知识领域广一点，作为一个独立研究人员、独立的学者就会比较有帮助。
2010年9月，舒红兵院士在实验室工作
12. 兰大的学生都非常出色，也都很努力、很用功、很朴实
王：舒院士，您现在带几个学生？
舒：前一段时间我带20多个，现在还有15个，都是硕博连读的。硕博连读的时间长一点，容易出成果。我这里基本上没有只读硕士的，也没有只读博士的，都是硕博连读。我现在已经培养了三十几个博士。在北大培养了13个，在武大现在已毕业18个博士。我招研究生，从来没有让一个人中途退学，或者赶他们出去。我觉得任何一个学生，你都要把他塑造成一个人才，他如果素质很好的话，是金子到哪都会闪闪发光；如果他的基础不是太好，即使他是一块泥土，你也要把他塑造成一块砖瓦。作为导师，应该有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不能因为认为哪个学生好，就把他留下，哪个学生不好就把他赶出去。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在我指导学生的历史上，都是把他们培养成为一个博士，我的学生没有一个是拿硕士学位毕业的。博士毕业以后，如果他不擅长做科研，就找一份他能做的工作。总之我的观点是，不能放弃任何一个学生，因为我知道当年我是怎样成长的。我实验室的学生中，农村来的较多，甘肃的也有很多，都是贫苦家庭出身，他们想有点作为、有点出息，你给他们提供这样一个机会、一个条件，让他们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我实验室的学生有两个主要来源，一个是武汉大学的学生，另一个是兰州大学的学生。我从2005年到武汉大学，总共录取了6-7名兰州大学的学生，他们都非常优秀、非常出色，也都是同样的一个风格，很努力、很用功、很朴实。
13. 我对兰大有一种天然的感情，非常愿意为兰大做一些事情
王：您现在参与评委工作比较多了。
舒：非常多。在任何场合下，我经常给其他人讲，如果你们遇到兰州大学的就尽量打钩，为什么？你不应该拿北京上海的标准来审视兰州。如果你在那样的环境里，你能做出什么？你能做得比北京上海还好吗？我们应该在适当的情况下向西部、向兰州大学这样的学校倾斜，在那样的环境下能够做出成绩是不容易的。我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问心无愧地讲这些话。他们应该去多了解一下兰州大学，这样才能认识到应该给他们多一些支持。重点学科、“985”、“211”工程、在国家层面上的各种奖励等，在同等条件下，应该向兰州大学这样的西部学校倾斜。当时他们说一个什么计划，我说，其他一些计划可以不搞，应该保留一些对象兰州大学这样学校的支持计划。国家应该有一些办法来鼓励高水平的学者、优秀的学生到兰州大学去工作、去学习。中国不应该只有一两所顶尖的大学，像山头一样，不应该只是一个高峰、两个高峰，而应该有多个高峰。这样才有利于国家的整体发展。特别在一些具有西北地方特色的研究领域，比如草原、干旱、西北历史文化等这些方面的研究，兰州大学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所以，国家应该多支持兰州大学各方面的发展。我们校友们都明白这些，所以都在不同的场合为兰州大学呼吁。
我对兰州大学有一种天然的感情。所以非常愿意为兰州大学做一些工作。兰州大学这些年还是有一些发展。怎么样能够争取国家更多的支持，得想些办法，发展优势学科。我们也有客观的理由，但总是找客观的理由也没用，还是要有主观的努力。我们当年那种和老师的交融，天天和老师打成一片、在一起的那种感觉，估计现在学生不会有。我们的老师经常邀请我们到他们家里边去，或者周末一起到野外去实习，到大自然去学习，因为我们是学动物学的。平时老师经常到宿舍里边来，经常举办一些活动，把大家召集到一起。其实老师们完全可以不这样做，也没有人要求他们这样做，但他们就是自觉自愿的，很关心学生，非常希望看到学生成才，这种情况让人非常怀念。我当时的体育课成绩不及格，因为我太瘦小了，跑不了1500米。后来补考时那个体育老师给我讲得很明白，他说，一方面我要督促你锻炼身体，你身体不好，将来对国家社会没有用，所有我给你不及格；我要是毕业补考还不让你及格，你今后怎么办呢？所以还是让我补考及格了。从某种意义上讲，还是母校给了我一次机会。要不然我的学位就拿不到了。拿不到学位，后边怎么办呢？
王：请谈谈您对兰大后学的建议。
舒：我希望兰大的学弟学妹们好好领悟兰大的校训：自强不息，独树一帜。要避免空谈空想，一定要把眼前的学习和工作做好，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不一定要知道自己长远要做什么。去挣，而不去争。一定要去挣来，而不是去争来。这就是我给兰大学弟学妹们的两句话。
王：舒院士，在您被评选为院士后，曾给兰大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对母校的感谢之意，当时以传真发送到学校，那个原件是否还在您这里，可否给我们档案馆保存。
舒：可以的，只是现在不知道放在哪里了，我回头找一下，找到了就给您寄过去。请您给我留个地址。
王：请舒院士给我们写一句话，我们希望受访者能为我们留言并留下笔迹。
舒：我的字写得不好，这样吧，以后写了一并给你们寄来。
王：那好，非常感谢舒院士百忙中为我们讲述这些，非常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舒：谢谢学校关心。王老师辛苦了。
【人物简介】
舒红兵，细胞生物学家、免疫学家。主要从事免疫相关的细胞信号转导研究，在抗病毒天然免疫反应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有重要国际影响的成果。
舒红兵1967年1月出生于重庆市荣昌县。1987年于兰州大学生物系动物学专业获学士学位，1990年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获硕士学位，1995年于美国emory大学获博士学位。1995-1997年在美国tularik公司完成博士后训练。随后被聘为magainin 制药公司的资深科学家，接着又被聘为美国犹他医学研究中心及科罗拉多大学医学院免疫学系的助理教授，2003年晋升为副教授；同时，1999年被聘为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5年通过海内外公开招聘，被聘任为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在他的带领下，学院实现了多方面“零”的突破，引进了20多名年轻教授，从根本上改变了学院的学科结构；率先提出“学术不端零容忍”，极大改善了学院的学风和学术氛围；学院的科研经费从2300万到突破1个亿；他到武大的第二年就申请到武大理科的第一个国家973项目；发表的文章中有三篇是武汉大学建国以来影响因子最高的研究论文；他培养的研究生连续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2010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201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12年当选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2013年被推举为全国政协委员；同年被任命为武汉大学副校长。他还获得“万人计划”第一批科技创新领军人才、中国侨界贡献奖、中国侨界杰出人物提名奖、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首届杰出成就奖、谈家祯生命科学创新奖、第四届湖北省优秀科技工作者、武汉大学十大师德标兵、武汉大学合校十年十大风云人物、武汉大学首届“我心目中的好导师”、武汉大学研究生教育杰出贡献奖、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武汉市优秀留学回国人员等荣誉称号。
（转载自“兰州大学新闻网”）